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类文明，都存在两个知识体系。一个是形而上的解释世界的体系，一个是形而下的联系世界的体系。对于我们现代文明来说，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后者则是科学的技术，这两个体系是相互协调的。对于古老民族的传统文明来说，他们的形而上体系可能是神话、巫术或者宗教、哲学——可以暂时统称为传统知识体系，其形而下体系则是来自经验和本能的传统技术。传统知识体系和传统技术也是协调融洽的。
科学和科学的技术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科学不仅可以对技术的有效性做出解释，也可以推导出新的技术——现在的新技术几乎都是来自于科学。同时，也对许多传统的技术赋予科学的解释，使之成为科学之技术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古老文明如中国，其解释世界的形而上体系（传统知识体系）和与联系世界的形而下体系（技术）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清楚。对此，有两个问题：其一，传统知识体系是否能对传统技术做出统一的协调的解释；其二，是否存在从传统知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技术？这两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科学史家的关注，因而也没有明确的答案。稍加思索，就发现其中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比如，是否存在一个（或者几个）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但是，从科学史的某些具体学科的研究，如后面谈到天学与中医中，也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和局部的答案。
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相遇之后，传统文明的两个体系和现代文明的两个体系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传统文明显然在形而下的层面处于劣势。传统技术被科学技术击败，于是传统知识体系也被自我贬低。自我贬低的表现有两个，一个是明的，认为传统是糟粕，该毫不犹豫地抛弃；另一个是暗的，认为中国古代有辉煌科学与技术，只是在近代落后了，所以打败我们的不过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东西。这一点看起来是加强了民族自尊心，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放弃了自己的价值——因为他采用了西洋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就如用衡量老虎的标准衡量大象。这是对自己的文化在更深层面的不自信，也是民族文化失落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常常演变成心理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而不是从科学中推导出来的科学的技术。这些技术也在逐渐完善，逐渐发展，也可能得到系统的总结，成为某种系统或半系统的理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等。我们也不妨称之为技术科学，这些技术科学正处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体系之间。在现代西方语境中，也存在技术科学。但是中国传统的技术科学和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科学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一，现代技术科学虽着眼于技术，但根植于科学。归根结底，是科学给出了其所以如是的原因，各门技术科学内部的及相互间的矛盾或使某一项技术被证明为不符合科学而被废除，或使科学本身得以发展。而中国传统技术科学各门类相互独立，相关不多，相安无事。第二，现代技术科学是动态的，从理论上说，它能处理自己领域的所有问题。比如建筑学，对设计者想要设计的任何形状和材料的建筑都能给出指导。而中国传统技术科学是静态的，根据《营造法式》，只能建造它所提供的那些类建筑。这或许是中国古建筑大同小异的一个原因。第三，中国传统技术科学更为实用，而且至今仍有不能被现代科学涵盖的内容。”（田松，从太和殿的建造看经验、技术和科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8）
中国传统技术中大量不能被现代科学解释的内容也表明，传统技术所根植的传统知识体系与科学有着根本上的异质性，两者并无同构的关系。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我一再引用江晓原的例子，他的《天学真原》和《天学外史》表明，中国古代天学与源自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功能、目的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医也是我经常引用的例子，它本来是与西医毫无关系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形而下的技术。而如果因为其中的技术有效，就说它是科学，就把一种本来不属于它的东西强加在它的身上。中西医结合也就成了机械论的解剖学的生理学的西医对有机论的中医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使中药被纳入到西医的体系之中，而中医自身则趋于消亡。
我们现在又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期。这将是一个地球上各种文化共存的全球化，还是某一种文化的全球化？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那种文化似乎不会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已经被我们接受了的以科学为核心的强势文化。在很多时候，我们引以自豪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与近几百年来的最强势文化相独立的传统文化，而是其中与这种最强势文化相类似的某些部分。这似乎表现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尴尬心态。
从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可以看到，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已经相当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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